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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人生感悟】为什么物质消费成了主流价值观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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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质消费成了共同价值观

我们知道工业革命最先发生在英国,距今约两百年,而制衡的力量也在十九世纪中叶出现。一方面科技发展得很快,资本主义兴起,人们开始从农村往城市聚集,就在一座巨大的城市中,商品消费的观念形成。

因为把大量的工人找来,就要付出大量的薪水,所以需要大量的生产。生产之后,当然就要有大量的消费,如果没有消费,货卖不出去,就赚不到钱,养不起这么多的工人,工厂就会倒闭。

基本上,消费生产是一个连锁的机制,一开始不见得不好,生产、消费,刺激更多的生产,就有更多的消费。

从一年生产出五百辆车子,到一年生产出五千辆车子,然后是五万、五十万,一直到一年生产五百万车子的时候,怎么办?只好靠广告竞争,刺激原本不需要购买的消费者购买。

于是消费和生产就变成一种恶性循环,而人也常常在不自觉中消费。我们不妨思考一下,你为什么要买这件衣服?为什么要买这块面包?为什么要买这部车子?是需要,或是因为物质消费已经变成一种共同的价值观?

譬如在前面提到的新闻个案中,那位大学生是不是真的需要一只手机呢?以前我们说,实在饿得没有饭吃了,只好去抢钱,这还值得同情,因为那是最低层次的选择。可是今天很多的抢劫事件不是为了生存,而是连犯罪这件事情都被物化,堕入消费循环中。

所以我们提到价值观,重点不在于年轻人的价值观,而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。  当社会的整体价值观是“唯利是图”,年轻人的价值观也只会有一个字:利。

知识分子的风范

过去的知识分子是有一种叫做“风范”的东西,就是他们对于人的定位,是非常清楚的。

虽然现在讲起来简直就像在讲天宝遗事,这些老先生很多都过世了。他们经历整个近代史这么一个大变迁时代,锻炼出一种知识分子很特殊的“风范”。风范听起来很抽象,我自己的观察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,基本上就是他们从小读古书,不管是中国的或是日本的,受到东方文明非常优秀的训练,使他们对于人性有一种道德上的相信。

我们读古书,如《庄子》、《老子》、《论语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,基本上都是在谈人的定位,很少是技术、知识上的东西。所以过去的知识分子在“人文”这个部分,基础深厚。

后来他们也开始读西方经典,读到十九世纪时一些人文主义很强的作品如《战争与和平》,接着又经历了一个新的社会革命,譬如说五四运动,或者后来更晚一点的中日战争,他们在这里面历练很多。

所以当他们到台湾尘埃落定时,我想他们身上真的有一种成熟,是后代的知识分子无法超越的。战后稳定下来了,他们把对人的关怀转化成对教育的理想和热情,几乎是当成宗教一样的投入。

我一九七六年从巴黎回来时,认识了俞大纲老师,他那时候在馆前路有一间办公室,每个礼拜三早上在那里读唐诗,读李商隐、读李贺。

在座的一批人就是后来创办汉声杂志社的吴美云、黄永松,还有云门舞集的林怀民、吴素君、郑淑姬,雅音小集的郭小庄、我、奚淞。我们这一批人在那边上课,也不是为了考试,也不是为了什么,就是每个礼拜有一天去见俞老师觉得很快乐。

在那边,我常常会提出跟俞老师不一样的想法,别的人会觉得很不礼貌,可是俞老师跟我很好,我会觉得,其实他就是对人文的相信。所以在俞老师过世的葬礼上,我们这一批人特别会觉得身上有一种负担,我们要继承俞老师所构成的东西,就是文化,并且把它传承下去。

 一切都在商品化

以电视节目来说,媒体关心的是有没有广告,会不会卖?这就会让孩子模仿到一切东西都是可以用“买卖”作为价值判断。

社会在制造商品,人也变成商品,在商品化、消费化的鼓励中,就会产生对于戕害生命无动于衷的结局。如果要检讨的话,就应该是做整体的、全盘的检讨,而不是在个体行为上。因为一个唯利是图的社会,每一个人都会在物化自己与他人的过程中成为受害者。

其实,我们的社会对于人的商品化、物化,比欧美国家严重许多。你可以看到,政治在商品化,政治人物露面前要先经过商业化的包装,譬如某位“部长”和一个穿着原住民衣服的人,站在一起倡导族群融合,譬如选举活动的设计让我们不管他当不当选,都觉得难过。

教育也在商品化,一切都在商品化,连宣传公益都要靠广告包装。这个现象让人非常害怕,如果我们不能意识到这一点,并以实际行动做一些制衡的话,就只能被牵着鼻子走,而那些令人错愕的事也会继续发生。我们无法期待打开报纸会看到什么好消息,照这样走下去,结局只会越来越严重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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