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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人生感悟】生是为了完成悲壮的死?

生是为了完成悲壮的死?

伟大的生死

我在成长的过程中,是一个非常爱国文课(指台湾地区的国文课)的人,几乎从小学开始一直到大学,我的国文表现在班上都是数一数二;我的数学不好,国文带给我很大的成就感。

庄子的蝴蝶梦是一个伟大的潜意识,在主客位的转换跟交错里,可以不断开发出新的文学经验,之后很多文学作品都和这个典故有关,教科书怎么可以没有这一篇呢?那么当孩子读到李商隐的“庄生晓梦迷蝴蝶”时怎么办?

我要很诚实地说,我在初中、高中时活得很不快乐,常常觉得自己如果不死,就不会成为一个伟大崇高的人,因为所有伟大的文章,都是在教我“死”这件事,而且是一个很有使命感的死。

我承认这些人很伟大,也很美、很感动我,但是后来让我更感动的,却是一个学生读完后问他的老师:“我可不可以不死?”老师回答他:“你当然可以不死。”

辩证的文化范本

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。我们的国文教学继承了一个大传统,这个大传统在今日社会急速转换的过程中,当然会受到挑战,但大传统并不是那么容易立刻被质疑。

一个好的文化范本,一定要有正面跟反面的思考,才是启蒙。就像那位学生问的:“可不可以不死?”当“可以死”、“可以不死”是成立的时候,思考才会有平衡。

在司马迁的时代,还说“人固有一死,或重于泰山,或轻于鸿毛”,可是为什么到了宋元以后,死就变成义无反顾的,好像唯有死能成为戏剧的终结,生的目的竟然是为了完成这样一个悲壮的死。

美感教育会随着不同的环境改变,在一个受欺凌、受压迫的环境中,反弹出这样一个东西是情有可原的,可是这个欺凌和压迫应该是不正常的,如果假设下一代不再有这样一个压迫的时候,是不是要持续这种教学?会不会造成孩子很大的困惑?

千锤百炼的经典

我相信,一个十几岁的孩子,在一个相对开放、相对自由的社会里,他应该要问:我可不可以不要死?我甚至觉得这应该是一个考试要出的题目。

死亡毕竟是生命里最重要的事,虽然“孔曰成仁,孟云取义”,仁跟义都有非常大的一个条件设定。为什么“君要臣死,臣不得不死”?在“孔曰成仁,孟云取义”的时候,仁和义都还有思考性,在生命的崇高的行为选择当中,思考是不是愿意做这件事情。

《与妻诀别书》作者林觉民说,要助天下人爱其所爱,所以他愿意去死,死变成他生命中一个崇高的情操跟浪漫。可是如果没有经过思维性的死亡,当“悲壮性”变成一种假设时,就会产生荒谬。

教育真的要一步一步地转型,文化改革本来就比政治制度的改革要难、要慢得多,因为大家还在一个框框里,这个框框一下子无法动摇。

今天我们要把“国立编译馆”的官学权力拿掉是容易的,但是要把官学思想的阴影从编撰教科书的人身上除去,却是非常困难。因为官学思想已经变成一种像法国哲学家米歇尔·福柯(MichelFoucault)所讲的,知识本身就是权力。但是就像那位学生与老师的对话,当学生问出“可不可以不死?”的问题时,思想就有了颠覆的契机。

开出不一样的花朵

我记得第一次看到《美丽少年》(由独立记录片工作者陈俊志所拍摄)这部电影时,很不习惯,我觉得这些孩子怎么这么……无聊?抽烟、染发、变装,一点都不美。我发现我要一个美的东西,事实上这就是我的官学了。我已经受到限制,而且还很强烈。当我觉察到这一点时,我开始很高兴有年轻一代拍出这样的电影,他们已经跳出悲壮牺牲的框框。

他们很开心,他们不要再哭哭啼啼,主角很快就在学校里跟大家讲自己的身份,甚至片中的那个父亲,还可以每天开着货车去接他那个扮演反串秀的儿子回家,我觉得这个爸爸的官学比我少好多。

我们都是已经很能够反省自己,很能够调整自己的人,可是在官学系统中,还是不免有一些阴影。譬如我们会觉得生活在边缘的人应该是受苦煎熬的,当我们忽然发现这些人既不受苦也不煎熬时,正好就是让我们发现自己的官学不对了,要再调整了。

作者:蒋勋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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